阿瑟.亨得森.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浦牧师)和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工作(1

中国在21世纪经济上突飞猛进，所有中华儿女为之高兴。在高兴之余，我们也想到 100多年前许多外国传教士带着基督的大使命，带着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自由和宗教赶赴封建锁国的中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的一员--明恩浦牧师。 他在中国的鲁西北农村传教服事22年，把一生默默献给中国的农民。他的著作：<<中国人的品性>>影响了一代奋发图强的中国人，鲁迅等大加欣赏。很可惜，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很不好，它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进入中国。在那个拜多神和假神的社会，没有得到中国人的认可，文化的冲突，经济的利益冲突，沉重的封建包袱让中国离神越来越远。。。 译者简序 历史几乎遗忘了明恩浦。尽管他作为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服事54年之久，并且在世纪交替之际，作为一个最杰出和多产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作家。他很少被当代传记作家或者学者提及，或被在文章的脚注中引用。这有些出人意料，尽管他是全球知名人士，学术上也无可挑剔。 他活着时，被称为“在美国的中国代言人”。 各国总统和外交官争相阅读他的书籍，寻找有关中国事务的信息。明恩浦不仅是一位观察家和评论者，从历史的某个着眼点来看，在所谓的“义和团叛乱”后，他在影响美国总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了中美关系一个多世纪。 1906年3月6日这一天，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Jr.人称老罗斯福) 同意在白宫会见这位知名的传道家。总统本人也非常喜欢明恩浦的著作，愿意倾听他的建议。 当时这两个人都处在各自人生的高峰。连任获胜后，老罗斯福总统已引起世界的瞩目，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引起人们的想象。他成功化解了费城煤矿工人可能引起的大罢工；他命令美国海军前往委内瑞拉海域巡逻，阻住德国对南美洲的干涉；拿下巴拿马，开凿巴拿马运河；以压倒性优势获得1904年的总统竞选；挑战金融体制；直面“扒粪者”(Muckrakers，揭露黑幕者)；倡导环境保护意识；召集日俄代表进行和谈；为此获得1906年度的诺贝尔奖和平奖。老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人物，也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明恩浦从另一个方面，攀登上他人生的高峰。他成为最受尊敬的20世纪初中国问题专家，出版了最畅销和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中国人的品性(1890)，这本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和不同的版本。 作为中国事务和文化最有权威的著作，畅销世界十几年。明恩浦还出版了<<中国变乱>>(1901)两卷书，总统认为这是他读过所以有关中国的中最好的书籍。正如1906年老罗斯福在写给明恩浦的信中所言：“。。。我感到我已经超出了我所读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真实信息，比任何书都多。。。” 会见时明恩浦快61岁了，他往后梳纷的头发，白白的胡须，优雅的风度，分明和他骑士般的脸，柔软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明恩浦象一个慈父，性格严谨充满智慧。白宫的华丽，总统的姿态，都不能让他退却。坚定的要求，实施上的信心，让他抓住这个机会，来制定一套计划来加强中美之间的友谊。他以他固有的“灵活机动的战术”而著称，明恩浦描述他的计划带有能力和说服力。老罗斯福重复声明：“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现在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 明恩浦解释着，总统来回跺来跺去。整个会谈不到半个小时，其结果影响了中美关系进程多达30几年。 -- 待续 明恩浦1845年7月18日出生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州渥农小镇上，他的家境一般，但是倍受尊敬。他是著名学者，牧师，和慈善家的后代。他的父亲阿尔博特。史密斯是麻萨诸塞州威廉姆镇一位广受尊敬的牧师。他的爷爷是麻萨诸塞州格林威治一位牧师，曾担任俄亥俄州默瑞塔学院的院长。明恩浦的母亲是麻萨诸塞州北安普敦（Northhampton）极具影响力的教牧领袖斯托达（Stoddard）家族的后裔，是有名的所罗门斯托达（Solomon Stoddard）的直系亲属后代。所罗门斯托达是虔诚的清教徒布道家，是乔纳森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的爷爷，也是北安普敦主任牧师的祖先，是新英格兰地区名门望族。她的叔叔是阿瑟塔班和露易丝塔班(Arthur and lewis Tappan)，是纽约市有名的慈善商人。 明恩浦的童年在以利诺斯州度过。1850年他父亲的健康恶化，严酷的新英格兰天气加重了他的病情，这促使他全家在1855年秋天搬到以利诺斯州戈弗雷(Godfrey)，位于圣露易丝以北的一个小镇。戈弗雷有一间名叫蒙特卡罗神学院，明恩浦的父亲成了蒙特卡罗神学院教会的一位牧师。明恩浦的父亲于1863年春天去世，正如他儿子后来写的：“这促使我计划将来的学习，我哥哥已经开始学习贸易”。教了一段时间小学后，明恩浦决定去上大学，他考虑了四所“西部”学校：Wabash, Marietta,Illnois,Beloit。 然后他给在康涅狄格州蓝旎神学院(Lane Seminary)的叔叔亨利史密斯写信，征求他有关这四所学校的建议。亨利史密斯有一位关系很好，而且著名的教授在比罗耶特大学(Beloit)，他很快回信并且预示：“我相当有信心推荐你去比罗耶特大学”。明恩浦听从叔叔的建议， 1864年春天在比罗耶特大学注册上学。不久南北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业，“我在战争阴影下开始了春季学期”，明恩浦回忆说，“ 当应召征兵75，000人一百天男子纠察队时，总比前线要好。。。每天晚上举行会议，战前动员和编排完成就开始了。。。” 收到10块钱军饷后，五月明恩浦加入第四十威斯康星志愿军队伍，夏天在田纳西州参加战役。他九月复员，正好赶上秋季入学。 186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立刻返回新英格兰地区。追寻他父亲的足迹，他立即在安杜沃神学院(Andover)注册，他的室友是亨利波特儿--一个威斯康星州绿湾(Green Bay)人。他同明恩浦一起参军，并且成了明恩浦在比罗耶特大学的最好朋友。整个战争时期和大学时期两个人从没有分开。在东海岸，他们为了预备福音海外事工，又继续这段亲密无间的友谊。中国是他们理想中的福音工场，就象1869年明恩浦写给美国海外差传会牧师N。G。克拉克信中所说：“我想致力于。。。中国人的福音，请派遣我。 如果我不能去，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亨利波特儿于1870年完成了他在安杜沃神学院(Andover)的学业，但是明恩浦想尝试一下城市生活，1869年他转到位于纽约市的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870年从这里获得学位。那个时代海外差传必备技能就是医学，于是亨利波特儿和明恩浦又去纽约的外科医学大学听课。 Dr. Smith Henry D. Porter 在等待差传的日子，他们返回中西部，在芝加哥住下。这期间明恩浦和艾马简爱(Emma Jane Dickinson)狄肯森小姐结婚，她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姿恩城人。她同样醉心于传教事业。亨利波特儿在芝加哥医学院上课，明恩浦在城市南部服事。1871芝加哥大火把他们赶出城外，“漂流了几个月”。 1872年初他们俩被公理教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按立为传道。就在同时，他们收到了盼望久已的好消息：美国海外差传会(ABCFM)派他们去中国北方事奉。在波士顿同其他美国海外差传会的成员短暂告别后，亨利波特儿和明恩浦登上了开往旧金山的火车，陪伴他们的还有明恩浦的新婚妻子。他们热情高涨，准备开始他们人生中最大的冒险。确实，他们的冒险精神被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所鼓舞。这是一条过时的，带旋转轮桨的蒸汽船，象在密西西比河上观看马克吐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的船一样。“可笑的是它居然航行在海洋上”，明恩浦写到，“多亏天气很好，但是风暴来时，一只桨居然常常露出水面” --待续 1872年八月他们三人同时到达中国天津。他们很快发现中国已被内部纷争和混乱的政治秩序撕裂。尽管自1860年以后中国实施了“自强运动”，进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叛乱此起彼伏。中国引进了现代化农耕技术；开始了税收改革；建立了新式学堂和图书馆；开始采矿和纺织工业；建造了新的码头和船只；重组了军队；用铁路和电话网将帝国大部分统一起来。 由于积重难反，这些小小的改革相对于现代化的进程，收效甚微，不足以维持持续性的发展。政府内部的少数实力派被非孔子价值体系吓呆，从而进一步阻碍改革。天花，白喉，伤寒，霍乱流行，帝国在领土完整的分化下，摇摇欲坠。干旱，瘟疫，和洪水在乡下肆虐。整个社会在太平天国的破坏影响下，举步维艰。 1870年天津大屠杀中，一群暴徒捣毁孤儿院，烧毁天主教教堂，杀死十几位尼姑和主教，并且杀死和肢解了几位法国居民。。。然而在某个方面，对于西方来说这又是个进入中国的难得机会。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署，以及1860年 <<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签署，大大地提升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它让西方列强在中国内陆地区不断扩涨，外国的外交官也可以被指定为满族法庭的官员，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创举。十一个新口岸对外国人开放，这其中包括主要的港口天津港，离北京近在咫尺；上海港，中国以及长江流域的主要进出口港口。外国人被允许在这些门口开放的地区旅行。这些条约从物质上大大地保证了西方日益增长的传教活动。正象新财富由工业革命来创造出来的一样，它为西方建立和支持海外传教提供了物质基础。罗马天主教(拿破仑战争以后)和基督教新教(19世纪早期福音派运动)又一次大复兴。同时它也为各种基督信仰提供了一付兴奋剂：将福音传遍全球！ 明恩浦新婚的妻子爱玛 这些条约大大地促进了福音事工在中国的开展，除了以上提到的贸易，政治协商条款之外，中国提出了对所有基督教在帝国开展的全面性让步政策。无论你是西方传教士或者中国信众，不加任何限制。外国传教士昼夜之间可以自由在中国旅游，布道，购买房产，建立家园。无用质疑，新教和天主教事工利用这种优势，在1860年以后，将福音工作扩展到中国几乎每一个省份。明恩浦1872年到达中国时，总共只有几百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但是到了1890年，人数达到1300人。这些主要来自大英帝国，其次来自美国。基督教新教聚会人数稳步上升，从1869年的大约5700人信徒，发展到1893年的5万5千人。 明恩浦和波特儿加入了天津一个传教组织。那时的外国租界里有伦敦差传会，美国公理会，卫理新会，以及美国卫理会组成。传教工作相互交错，“就象一只手上的4个手指头，有一堵墙将各自分开”。 尽管传教士也试图用统一的传教方法去宣讲主的话语，比如布道，个人探访，分发印刷小册子等，但是传教士之间的合作却很罕见。正如明恩浦写的：“每个人独来独往，很少得到其他人的认知”。福音工场一般包括一间儿童学校，一个药品分发站，一座西式住宅，和供西方传教士家属用的花园。每个差传会又有自己的教会，或街头教堂， 分布在天津的城郊。教堂一般由几条板凳，架起的护栏，一个黑板，上面写着当天的布道内容，桌子上摆满圣经和小册子。这些教堂大多位于拥挤狭窄的集市旁，对所有人开放，卖米的商人，音乐人，牛车等塞满集市。要饭的，农民，鸡狗在教堂里进进出出。正如明恩浦所记叙的“三教九流涌入教堂：苦力进来，歇歇脚；闲散的衙门官员，流浪汉被打开的大门和室内的舒适的板凳所吸引。。。”尽管由于教义上的不同，而使按立和差传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基督教新教来说，有两点最重要： 一，中国是一个异教国家，迫切需要神的拯救和公义；二，传教士的神圣职责就是重建中国的道德体系。明恩浦写道：“中国缺少的不是聪明智力，中国缺少的是品性，和做人的基本品德”。 教机构一直认为中国人象任何一个民族，他们的智力同他们有目的性的文化一样优秀，只是缺少道德，仅此而已。这种道德必须是来自一个“独一的，真正信仰”。 因为智力可以被乱用；文化可以变成一种败落。换句话说，从传教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内部的改革和西方的现代技术有可能使中国社会现代化，并根除文化上的陋习，但是如果形成道德的真空--即没有道德品质的同时提升，没有个性的发展和对至高标准的苛求，所有的成就和进步将是昙花一现。 “中国需要的是正义”明恩浦坚持说，“而正义需要基督化文明才可以保证持续长久和完美”。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们基本上是游走在中国社会的普通百姓中。明恩浦声称95%的信众是农民，起义者，苦力，理发师，浪子，和悠闲的衙门。无论是在天津拥挤的街头教堂，还是在疾病肆虐的山东农村(1874年以后他做的)。明恩浦的格言就是：“基督无论在哪里，总是从社会的最底层展开工作，自下往上发展”。这种传教方式和早期16世纪和17世纪耶和华会的传教方式截然不同。耶和华会认为唯一最有效的方式将耶稣的荣誉传给中国就是要获得天朝的统治阶级--即官员，学者，和其它中国社会的主流文人--即孔子思想的追随者。只有他们信教了，才能保证大多数中国人的基督化。在那个时代，对耶和华会来说，对当时的精英，传教的方式大概是最安全和明智的策略。因为中国没有法律和条约来保护他们，传教工作是在中国政府皇权的容忍下开展的。然而1858年和1860年后的各种条约都赋予了19世纪传教的基督徒。这次难得的机会结合他们的信仰成长，提供了一种更加民主的传教方式。明恩浦看到了向穷人和文盲传福音的希望，也看到传福音成功的机会。正如他写的，“基督是最有能力的主，和穷人以及社会底层人士打交道，就象耶稣自己做的那样，依靠穷人和底层的群众”。传教士们将他们日益增长的信心和一些特除职业结合起来，在保持传统方面，他们强调教育，医疗，和分发宣传品这三大项任务。他们认为医疗工作是最有成效的方式，因为它能大大地减轻病痛，医生也可以打破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从而获得中国人的信任。反之，星期天的讲道和布道活动却不能达到这种效果。 1860 Beijing street 见证了西药的神奇，中国病人开始怀疑这些西医没有宗教真理而引起关注的东西。为了迎接这种挑战，来治疗他们身体和心灵的疾病，亨利.波特尔成了疾病流行地区的巡回医生。 “我从不怀疑”， 他在1881年写到， “传教士在得人方面，取得小小的成绩，就象人们描述的那样，我们其中之一就是翱翔的先知(指波特尔医生)”。在亨利.波特尔从一个教会据点辗转到另一个教会据点的奔波中，爱玛帮助学校和医院，明恩浦变成了“敏锐的观察员”--记录中国日常事务和文化点滴。他在天津，庞庄，通州，和通县的54年侍奉中，辛勤笔耕。 他早期的写作限于自然的社会领域，属人类学的范围：中国艺术，方言，穿着，食物，音乐，家族，起名子，政治，宗教，工作习惯等。所有这些都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形成，他描述了骆驼运输茶叶的路途，水路上平板运输船，城市里的驴车，乡下的牛拉车，燃烧鸦片的难闻气味，以及蒸馒头的气味，概括了所有中国文化和农民生活。他的早期传教工作经历集中体现在他的三部著作里： 1888年的<<中国谚语和流行语>>，1890年的<<中国人的品性>>，和 1899年的<<中国乡村生活>>。 他还在上海的<<天朝>>杂志上。香港的<<中国通讯>>，上海的<<中国记录>>，伦敦的<<国际差传复刊>>，波士顿的<<差传先驱报>>，以及纽约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他还写了许多小故事和连载文章，发表在中国国内的英文报刊--<<中国北方日报和先驱报>>上。 “几乎从我到达中国的第一天起，我就被邀成为通讯员了”明恩浦说。 尽管从规模上来讲，信教的人数相比中国人口还是少数，但是他传教的反响却引起轰动。信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摩擦也增多，摩擦的来源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他们的工作深入中国的基层，传教士是最直接看到和接触的外国人。毫无疑问，传教士成了民众抵抗外国情绪的最直接的目标和出气桶。对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割地赔款和战舰外交，形成了民众对西方的长期厌恶，传教士成了外国侵略和强权的一个被仇恨的符号。二是，许多中国人反感传教士所宣讲的至高真理，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冒犯。从旁观者角度来看，中国是属灵上的真空期，道德腐败(这并没有使明恩浦惊讶，“尽管基督的至高标准可能在先，他们在某些方面失落了，于是把至高真理看成一种冒犯”)。中国的乡绅阶层首先特别反感，因为他们是孔子价值和思想的中坚力量。 三是，许多中国人反感传教士这些人。因为他们这些人弱化了中国人长期坚守的传统和习惯。例如：拜祖先，风水(地点决定生，老，病，死等)。最后一点，对传教士和信众的特除优待政策，激起了中国普通百姓和官僚阶层的愤恨。对于一个恶棍去接受信教，而这些恶棍仅仅是为了获得天朝给基督徒所提供的特权，是不被中国人认可的。例如：土地纠纷中，租客常常先变成基督徒，然后他们对基督教组织提出抱怨，他们装扮成宗教的牺牲品。反过来，传教士就信以为真，以当时的中国宗教令向当地政府申诉。这些恶棍臭名远扬，当地政府就拒绝传教士的申诉，这极有可能导致当地官员被免职。正如一位英国人写的：大多数中国的上层阶级把传教士看成一个政治机构代理人，而害怕他们。中国穷人知道当官的怕洋人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倒向传教士---一个最诚实的保护者，而他们自己的不诚实行为，导致他们自己最后的败诉。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摩擦增多，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和血腥的镇压。而当西方列强出面为本国公民辩护时，大清政府就力图控制基督教的活动，从而想修改所签订的条约。但是西方列强反对任何的修改，传教士和信徒的地位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有提及的就保留下来。19世纪后25年，恶毒的谣言困扰着基督教组织活动: 传教士被形容为了做实验，而挖眼睛，掏心肝，外国人绑架中国儿童和性骚扰儿童。“外国人把要病危儿童的眼睛挖出来，去假冒治病的谣言传遍整个世界”明恩浦写道，“而知情人知道这是谣言，相信他们的群众也知道真情，部分官员也了解”。 十几年疯狂反对基督教和反对外国人的情绪终于在1900年爆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义和团运动”。简单说，这场运动是由政府支持和煽动的农民起义，目的是从中国赶走所有的外国人。这个农民运动组织属于一个秘密的社团叫做“义和拳”(正义，和谐)，因为他们用学拳的方式和柔软性练功，所以也被称之为“拳民”。他们认为身体的练习可以带来超自然的能力，例如：可以刀枪不入，挡住外国的子弹。挥舞着大刀，腰系红饰带，头顶红头巾。义和团一路上烧，杀，抢，掠，强奸，损坏一切。大清皇后慈僖允许拳民和朝廷军队一齐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当1900年六月袭击开始时，有3000多外交官，传教士，以及中国教民被围在使馆内。1900夏天明恩浦就在北京，他在他的<<中国战乱>>上下两册书中描绘了义和团运动。尽管明恩浦的信仰不让他写出全部的事实真相和运动的主题分析，但是他的观察最生动，完整地记述了这55天北京被困的经历。当拳民们焚烧教堂，阻断传教，杀死上百的外国传教士和成千上万的中国教民时，明恩浦和其他人在使馆里静心等待外国援军的到来。他写道：“燃烧的建筑火光冲天。。。。” Mr. Smith and his son Henry 被困下的生命垂危和经历的苦难伴随着每天的讲道，苍蝇传染了整个地区，马和骡子被宰杀来充饥，没有被引爆的炸弹，被击破的建筑，和破碎的玻璃散落一院，动物和人的粪便在下隧道堆积如山。美国大使的办公室“慌乱一团”，明恩浦写道，“子弹打穿玻璃，和砖头的灰尘布满整个屋子，法律文件，国会记录，翻倒的墨水瓶，废纸篓，窗帘支架布满一地。。。”。最后联军(美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终于在七月到达中国，试图解救。联军向北京挺进，于八月14日打败拳民。解围后的当天也许是转天，明恩浦写道“尸体横七竖八，堆积如山，有些用破旧垫子盖着。死狗，死马污染了整个地区的空气，有一死水潭漂浮着腐烂的死尸和动物的尸体发出熏人的恶臭，瘦弱的小猫从附近商店前门的破洞中恶狠狠地盯着。。。”当围困解除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感恩会上，明恩浦发表了主题为<<上帝大能的手守护着被困的北京>>的演讲。明恩浦说：围困和解救在<<圣经>>诗篇第一百二十四章完全应验，特别是第七节经文也是解围后明恩浦送回家乡的一封电报内容。( 【诗 124: 1】 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么，人起来攻击我们， 【诗 124: 2】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吞下去了。 【诗 124: 3】 那时，洪水漫过我们，急流淹没我们； 【诗 124: 4】 汹涌的洪水把我们淹没。 【诗 124: 5】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容让敌人把我们当作猎物撕裂。 【诗 124: 6】 我们像雀鸟从捕鸟的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就逃脱了。 【诗 124: 7】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他是造天地的主。)我们敬重活着的英雄来保护我们，我们也缅怀那勇敢死去的人们，但是我们最感谢的是万能的上帝！他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带到安全健康的地方。 占领北京和打败义和团后，联军面对和谈以及估算损失的困难和繁杂的劳动。除了一个总的共识--中国必须严惩义和团首领和它同情者，并且赔赏战争费用外，联军在如何处理，谁参加和谈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毫无惊讶，联军攻打期间的勉强和谐，当和谈开始后就变成沉重的压力了。不同国家的利益有着极大的分歧，有些国家倡导巨额地赔款；而又些国家敦促克制。在中国的外国人强烈要求快速地严惩，特别是来自传教机构的呼声，例如DR. D.Z.Sheffield， 一位美国外国传教会成员，就建议根除撒旦恶魔，处死皇后慈僖和她的部长们，这将“对未来中国的下一代是一种祝福”。不是所有的传教士赞同他的观点，然而中国需要支付战争赔赏是毫无异议的。问题是：如何赔？赔多少？ 有中国的谁来赔？ 法国主张“等同赔款”，理论上每个国家都同意，这种强硬的气度很快在一片让步声中黯然失色。担心巨额赔款会拖垮中国，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 ）请求减少赔款，敦促其它列强降低他们对中国所要求的偿还额度。但是很少国家听取约翰海伊的建议。“等同赔款”在虚假的谎报面前变得苍白，例如意大利，大大地夸大了他们重建使馆的费用；法国和比利时把他们在中国没有损失的铁路也瞎算上，加倍要求中国索赔。 经过繁琐的来回协商，庚子协议最终于1901年9月7日签订。协议除了其它条款，中国同意禁止武器进口；严惩义和团首领和同情者；允许外国军队在津京之间建立据点；赔赏总共4亿五千两白银($333M)，来弥补多国由于此次平乱所带来的损失。美国部份总共$24，440，778。81美元。很快就变的非常明朗，美国公民性命的损失，商业损失，加上派遣军队的费用还不到赔款额的一半。美国部分的庚子赔款显然被高估了。美国外交家，传教士，学者们无论是住在中国的，还是住在美国的，开始立刻施加压力，呼吁超额的部分交还中国。当1906年明恩浦访问美国时，他成了涉入追讨庚子赔款最深的人。他专程回到美国，在ABCFM冬天的一系列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在新泽西州的Burlington；第二次在佛蒙特的St. Johnsberry；在他的发言中，明恩浦提出了赔款部分大大超出了美国人实际的损失和花费，他建议这些超出的部分归还中国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国家友好的象征，而且可以用在加强两国未来的长远关系方面。 当时ABCFM的主席Cornelius Patton请求明恩浦写出一个具体实施计划。明恩浦建议退还的款项(12M)用于资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上大学的的费用，以及在中国建立美国式学校。明恩浦补充说：“我真诚希望在我回到中国之前，能将这一计划报告给美国总统老罗斯福”。 Patton听后回答：这样的会见可能性很高。”然后Patton就立刻给阿伯特(Dr. Layman Abbott)写信，阿伯特是总统老罗斯福的知己，也是Patton的好友，而且此计划也引起阿伯特本人的极大兴趣，他本人非常敬重明恩浦博士，也完全愿意陪同明恩浦去华盛顿来安排与美国总统的这次会面。ABCFM主席允许明恩浦精心准备这次会见，可以不再继续参加进行的会议。那时由于阿伯特不能抽身去华盛顿，于是他就吩咐他的儿子劳伦斯(Lawrence Abbott)陪伴明恩浦去了华盛顿。1906年3月6号劳伦斯和明恩浦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夫妇共进午餐，老罗斯福总统开玩笑地说，来给他的客人打气：“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点点腐败，” 并指托马斯。杰佛逊 (Thomas 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他将教会和行政分开)“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煽动者，但是相比威廉姆。博兰(William Jennings Bryan，美国政治家，长老会的忠实信徒，演说家，反对达尔文进化论，道德极为高尚的基督徒)，还是略逊一筹”男人们将总统夫人留在餐厅，来到客厅，老罗斯福请劳伦斯和明恩浦就座，讲一讲他们关于庚子赔款的建议。 明恩浦在写给他夫人的信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总统先生的大脑就象一台电脑，我几乎跟不上他的思绪，一点点的思维变化，都能感触到。我知道我要表达什么，而且以平稳的节奏不时强调出重点。过了一会儿，总统打断会话：‘明恩浦博士，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告诉我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天下午托老罗斯福总统的福，助理国务卿贝肯(Robert Bacon)也在场，劳伦斯和明恩浦又向贝肯重复了他们的计划。 10天以后，老罗斯福总统给明恩浦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他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是总统读过的书中，最好的一本书。并且要求明恩浦不断提醒他有关庚子赔款的事。4月3日总统再次写信给明恩浦：“你友善的来信收到了，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如果我们采纳你所推荐的政策，我从内心里也喜欢它。我一直怀疑是否将庚子赔款用于你所建议的，仅仅是我有一点点忧虑，但愿中国不要错误地解读成美国一种软弱的行为，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更倾向于你的判断。我会加紧办理，除非我能找到更强劲的理由，而与你的建议正好相反，不然我将委托鲁特(Elihu Root)来全权处理。同时我想强调我不能控制国会的行动，但是我可以行使我的行政权力，同国会以外的人，例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其它高校的权威来合作完成。” --续 明恩浦的重要意义在于让总统在众多的关于庚子退款的计划中，看到亮光。总统和国会面前有象金字塔一样高的计划：梁大使(中国住美大使梁城)，柔克义(美国住中国大使)，吉姆斯(Edmund James,以利诺斯州立大学校长)建议用于教育的，康奈尔大学教授Jeremiah Jenks 和 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作家Charles Conant 主张设立一个中国货币储备金，中国北方口岸有政治影响力的官员袁世凯，力推在中国开矿和修建铁路，特别是在满洲里。美国住满洲里的总领事Fleming D. Cheshire，主张用部份退款在中国各地建立美国大使馆。 尽管有多种计划，退款问题还是在私底下酝酿。原因很简单，1905年在中国发生的3起事件令老罗斯福不爽，中美关系的紧张气氛让继续商谈退款成为 阻碍。中国由于抗议美国政府在西海岸对待中国公民的歧视性法律，而在中国全面抵制美国货；中国从新从美国人手里买回广州-汉口修铁路权；广州林州杀害美国传教士案。正象老罗斯福写给柔克义的信中那样“我得到国会同意的机会严重受到中国政府自己在抵制美货和广汉铁路问题上所做出判断的影响。” 梁大使，作为一个长期要求归还剩余部分的发言人，在1905年事态平息后，极力施加压力，要求退款。但是1905年的中美事件让他在中间调和的机会大大消弱。每个人都同意退还的必要性，老罗斯福指出：但是，提到最近的两国冲突，没有一个人愿意尽快送出第一张支票。当退还款陷入僵局时，特别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出现：一个有影响的人，来自政治圈以外，带来有建设性和真诚的建议；或某个人，更重要的是能和老罗斯福行政管理共同分担重任。当事态平息后，明恩浦正好在恰当的时间填补了这个空白。和总统催促性的会谈，详尽的实施计划，让老罗斯福放下包袱，决定设立教育和文化机构来加强中美两国的关系。 明恩浦计划中的智慧让总统折服，总统忘掉1905年的不愉快事件，从新启动与梁大使的商谈，并且首次命令彻底地计算出具体的超额数目。然而退款的进程相当缓慢，消耗时间的军费开支合算，整个人员损失的统计合算，退款的周期计划，国务卿ROOT本人对梁大使个人的厌恶，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阻碍了在1906和1907年成功退款计划。同时，老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极力推荐明恩浦的教育计划。正如总统在1907年年终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到的：“我们这个国家应该用一种实际有效的方式来帮助中国人的教育，从而使那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帝国能够实现现代化。一种方式就是鼓励中国学生来美国，使他们有兴趣在我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学习。” 在总统的领导下，国会也开始支持明恩浦的计划，终于在1908年五月二十五号通过了庚子赔款退还决议。决议授权每年退还一次，从1909年开始到1940年结束。国会因此设立一个30年之久的中美教育交换项目。每年的退款额可以让中国保送50到100名留学生来美国上学。到1929年总共有1300中国留学生用庚子赔款奖学金来美国读书。自从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以来，位于北京西郊的美国式学校清华学堂却准备不足，每年要从退款中提取一部分用于清华学堂的建筑和维修。美国的老师以及西方培养的中国老师在清华学堂为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提供补习。一开始，清华学堂提供了相当于美国的高中教育，慢慢地到了1925年它就增加了大学教育。这部分退款作为一种国际良好愿望为出发点，它的使用受到喝彩。鉴于美国管理的宽松，眼前的帐户被极大地提取。<<世界公联>>称之为“单纯的放手慈善”； <<观察者>>称之为“这种国际友好关系的‘利它’行为， 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Lawrence Abbott引用退款作为证据来说明：“政府可以在实践中做到‘利它’”；<<传教先驱报>>称它为“我们这片土地上可以自豪的政治家的美好行为。” 退款从旁观者角度来看也有问题。除了有条件退款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清华学堂也变成了辩论的焦点。最初争夺谁来管理清华教学和管理的权力，美国想有一个有美国人控制的管理指导委员会；中国自然抵制，美国人想让清华免于中国政策的影响，让它成为一个美国思想和价值的结合体；这种不现实的目标很快就变的苍白，当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后(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in 1919),麻烦大了。对日本占领山东半岛的愤恨，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华利益受到阻碍，北京大学的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北京大学附近的学校学生，包括清华学堂形成一股强大的学生运动。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管理的清华学堂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清华学生加入抗议队伍，组织游行，要求归还清华管理权。 随后10几年清华围绕这个问题争议不断。中国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个教育计划有损尊严，视为对中国的进步是一种阻碍。他们痛恨清华学堂的目标就是为中国学生提供留学美国的机会；他们反感清华学堂94个全职教授中，只有一个教授毕业于中国学校；他们憎恨学校同外国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厌恶YMCA不断接受清华的毕业生就业。毫无疑问，这种强烈的美国基督文化影响使清华在1920到1930年这段期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人的众矢之的。40年代清华学生的激进派达到高峰，特别是1945-1949国共内战期间。1948年冬清华学生热情洋溢地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国民党在内战中输给毛泽东后，他们在台湾的新竹建立了新的国立清华大学，50年代这所学校成为核研究中心。原来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在50年代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变成了一所工科院校。它成为中国的著名高校，在中国政治界扮演角色。比如50年代，邓小平曾用清华大学来阐述他的政策活动，1966年红卫兵在这里产生，60年代一度被激进的毛主义者关门“再教育”，1970年清华对工，农，兵开放。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后继者邓小平采用传统的教育方式，让教育在清华从新恢复，提倡科学。 庚子退款经历了最讽刺的一段历史，远远偏离加强中美两国的友谊，教育计划引起众多的问题，和几十年的争议。明恩浦的计划--教育年青一代中国人，巩固中美友谊，花费半个世纪的时间建立中国的高校，成为中国反对西方，反对基督教，反对资本主义的中心。然而，当今对庚子退款的评论极大打击了明恩浦作为一个“国际美好愿望”的英雄。“他的观点不是一般意义的传教士观点” Lawrence Abbott 说，“它是一位政治家的表现”。比耶特大学为明恩浦扮演的角色而骄傲。在一份比耶特大学学生期刊<<圆桌会议>>上，两位中国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生见证了明恩浦教育计划的成就:“T.H.麦和L.S.李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美国的良好愿望在未来不会没有成效，他们相信美国会是中国的最重要和友好的朋友。他们会试着理解美国，而且让美国更加理解中国” 明恩浦1926年在北京通州写作 明恩浦在庚子赔款中扮演的角色也不要过份强调。他做了别人想做，但是没有做成的事情：他点燃政府在重要事件，然而缓慢进行中的亮光。 10几年后，老罗斯福亲自证实明恩浦的角色。1915年在出席普林斯顿大学的午餐会上， Lawrence Abbott 和 Robert McNutt McElroy 第一个中美交换学者聊了起来关于明恩浦1906年访问华盛顿的情况，McElroy告诉Abbott他将在他的课上引用明恩浦参见罗斯福总统的内容， Abbott答应他先核实一下情况。因此 Abbott给在海螺湾的罗斯福总统写信，回忆当时白宫会见的情况和确认一些故事。1916年一月24日罗斯福总统回信说：我的记忆同你有于明恩浦的记述一致。我可能忘记了他的名字，但是我记得是通过你父亲(Lyman Abbott)联系和明恩浦会见的，那是我首次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感兴趣。正如你描述的，明恩浦将这个主意提供给我。然后我让Root(当时的国务卿助理)主管此事，投入行动。” 然而，明恩浦牧师很谦卑地不提自己在庚子退款中扮演的角色。当他在讨论庚子退款以及教育规划<<当今中国和美国>>--条件和关系研究(1907年出版，引起公众对中国现代化和教育的关注)一书中，他引用1906年以利诺斯大学校长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所提及的教育观点。明恩浦经常提及教育规划条文，但是他从来不提他本人和总统的会见以及和总统的来往信件。 如果明恩浦牧师本人拒绝承认他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那么他的传教士朋友不会拒绝的。对于明恩浦同道的兄弟们来说--那些消失在公共视线后头，在世界遥远的偏僻地区默默工作的人们，那些为包受战争，疾病，迫害而献身的同行来说，他在庚子退款中的角色有着特除的意义。尽管当时的外交官门，教育家门，和政治家门提出不少使用庚子退款的建议，但是是明恩浦，一位牧师最终绥请总统。从传教机构组织来看，明恩浦影响总统，他在庚子退款中扮演的角色，无形中提高了传教工作在当今社会上的合法性。正如Lawrence Abbott在1918年的一次发言中总结的：“庚子退款归功于明恩浦，如果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没有做过任何其它事的话，那么他们艰辛的工作应该有这个单一的庚子退款来表明。” 明恩浦的突出贡献是作为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是义和团运动和庚子退款时期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那个时期中国问题的多产作家和知名作家。在全球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期刊。最后汇编成4本书：《中国研究概况》(Rex Christus: 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 1903), 《今日中国和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 A study of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1907年）《中国的崛起》（The Uplift of China，1907年）,以及《年轻传教士在中国手册》（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1918年）。1906年中期在美国结束巡回报告后，明恩浦作为ABCFM名义传教士又返回中国，在北京通州住了下来。这免除了他具体的服侍工作，使他能专心写作和讲演。1910年他代表传教士出席了爱丁堡世界福音传教大会，大会上他是中国福音事务的最知名发言人。1926年八月他从传教事业退休，返回美国长期居住，落脚南加州地区，从新适合美国的社会生活。然而这对于一个在中国北方鲁西北农村生活了54年的美国人来说并非容易。他不喜欢加州高速公路上“旋转的机器”以及美国新闻报纸上“毫无价值的和内容空洞的文章”。 他的书在业内受到尊敬，在1925年有<<中国记录>>发起的调查表明，100个在中国服侍的外国人生活了5-50年之中，关于中国最有帮助最精确的书当中，明恩浦的5本书在这全部的211本书之列。其中<<中国人的品性>>(1890)，<<中国乡村生活>>(1899)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中国记录>>评述说：“成果显著，作者名列前茅，赢得最多的选票。第一本书再版13次，第二本书再版11次。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些排名”。 明恩浦牧师1932年八月三十一日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德市专门为传教士设立的房屋内去世。在他半个世纪的海外传教生涯中，他见证了义和团运动，疾病，灾荒， 而他却远离他自己最爱的亲人：他的唯一的儿子亨利，他的两个女儿Florence, Marrie Jessica; 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波特儿(Henry Porter 死于1916年0, 他的太太Emma(死于1926年初)。虽然他没有免除他那个时代的偏见，但是他花费了一生总共81年中的54年在中国，来追求他真诚地认为和其他人真诚地认为是对中国和美国最好的利益。他艰苦卓绝的工作，奉主召唤全身侍奉的一生受到世人的敬仰。就象美国住上海总领事在祝贺第一个中国籍的美国人的祝词中所说：“神的大能让我们的朋友言行一致，如果新中国能够被象明恩浦这样的人感触到的话，一个伟大的信心和友爱时代将开始；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包含着丰盛的思想和至高的生活目的，将展现给世界” --全文结束 [结束语]：本人是一位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业余时间看到这篇文章，下班之余翻译出来。错误一定很多，望请原谅。生在中国，读了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感觉中国人很固执，总走不出那个死循环。90年代初来美国后，我一直在思索：为说明美国在短短近200年的时间成为一个集经济，军事，文化于一身的强国？ 从这些默默无名，抱着一颗善良之心，跑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的身上，似乎看到一点蛛丝马迹。人需要一种精神，一种高尚的精神。用毛泽东的话：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纪念白求恩》 现在的北京大学是在原来的老燕京大学之上合并建立的。1872年两位亲密无间的同学，年青的基督徒学生从美国比罗耶特大学(Beloit College)毕业后不久，遵循主耶稣大使命的教导：“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订罪。” <<马可福音>>十六章15-16节。他们离开美国踏上去中国的传教征程。他们先到天津，1880年顺京杭大运河从天津到达鲁西北的重镇山东德州，在德州以南的恩县庞庄(现在的德州武城县庞庄)建立传教点，主要是通过救灾和医病救人来将耶稣的爱传给中国人，中国人称之为“西方文化侵略”。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恩浦牧师(Arthur H. Smith) 和博恒理医生 (Henry D. Porter)。明恩浦牧师是中国庚子赔款退款的功臣之一，正是用明恩浦的计划，才产生了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的建立(培养庚子留美学生)。博恒理医生是实战派，中国人知道的不多。清末民国初(1915)在山东德州建立的德州卫氏博济医院(The Williams-Porter Hospital，当时中国北方最现代化的医院，比北京协和医院还早)，和博文中学(The Porter-Wyckoff Middle School，目前的北大国宝候仁之教授毕业此校，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好的学校) 就是以博恒理的姓“博”(Porter)而命名的。博恒理1879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母校比罗耶特大学，同大学的首任校长(Aaron Lucius Chapin. )的女儿 Elizabeth Chapin 热恋结婚。共同的理想将两位年青人紧紧结合在一起。婚后不久，他们又回到中国侍奉，不久他们的大儿子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在中国天津出生，博晨光长大后回到美国比罗耶特大学上学，然后又进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和他爹一样，怀着对中国文化侵略之心，来到中国侍奉，成为美国人在北京建立的燕京大学的哲学教授。未名湖畔的灯塔就是他大爷(James W. Porter，博恒理的兄弟,在美国)掏钱建立的。塔被命名为“博雅塔”, 博”来自博恒理的“博”，博晨光的“博”。也就是英文的姓Porter。是为纪念这位捐款人而命名的。 --续 --续